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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the mind itself which builds its own world around it.” 席勒:「我們的世界由心所凝造。」 |
牢獄般的人生中怎樣感受自由?
十八世紀德國大文學和哲學家席勒的方法是文學創作,每次寫作前,他坐在一塵不染的書桌上,聞了聞藏在桌抽屜內的腐爛蘋果,靈感很快被激發,將他拉入創作狀態,瞬間就忘記了身體不適和生活中的各種困苦,沉浸在創作的世界中。
弗里德里希·席勒(1759-1805)與歌德並稱為德國古典文學的雙子星,席勒一生人常常被困於物質貧困、身體病痛和哲學焦慮中,他以人生演示了怎樣在近乎窒息的現實重壓下通過精神力量找到自由和崇高。
一、窮困的一生
原生家庭與早期創傷:自由的剝奪
席勒出生普通的家庭,他的父親是一名軍醫,給予席勒的只有冷酷、絕對的權威,席勒小時候送到軍事學院就訓,那裡如同監獄,紀律嚴苛,學生沒有個人自由,連閱讀歌德的作品都被禁止。
他早熟而敏感的心靈感到了「靈魂被禁錮」,席勒留下了永久的精神創傷,他對自由的極度渴望,成為了其一生的核心主題,他的早期劇作《強盜》(Die Räuber)中,主人公卡爾·莫爾高喊「打倒暴君!」,正是這種情緒的猛烈爆發。
“Stay true to the dreams of thy youth.”
『永遠保持你青春時代的夢想。』
2. 身體健康與物質貧困:身體的牢籠
席勒終生被貧困和疾病折磨,長期患有嚴重的呼吸道和消化系統疾病(很可能為肺結核),病痛不僅帶來肉體折磨,更讓他深感生命短暫、時光緊迫,這種死亡焦慮驅使他瘋狂工作。
他一生都在為錢奔波,生活窘迫,有「債台高築的席勒」稱號,為了生計,他不得不進行大量高強度、有時並非自願的創作,物質匱乏與身體病痛共同構成了他難以掙脫的現實牢籠。
“A great soul will never be made to fit a small world.”
「偉大的靈魂絕不會契合於狹小的世界。」
3. 哲學上的焦慮
席勒思想深刻,喜愛思辨,精於哲學和美學,他深受康德哲學「現象界」和「物自體」理論,信服其無上道德絕對律令的學說,認為這是通往自由之路。
他又認為現代文明下的人精神被「碎片化」,不再是古典時期感性與理性和諧的完整個體,如何使人重新達到和諧與完整,成為了他核心的哲學焦慮。
“Man is only fully human when he plays.”
「人之所以為人,在於他能夠在完整的詞義上進行游戲;而人也只有在游戲時,才是完整的人。」 《審美教育書簡》
二、重要界限
人生而不自由,處於囚牢和困頓之中,可以通過內在救贖而得到自由。
三、席勒的解答
席勒缺乏物質條件,無法像歌德突破現實生活的各種限制來體現自由,他的路是向內、向上的,在哲學與美學的天空中構建一個理想的自由國度。
第一個方法是透過戲劇創作,他將個人對自由的所有渴望和現實中無法實現的理想,全部傾註到他的英雄人物身上。他的作品充滿情感宣泄與政治抗議,通過藝術替被壓迫者發聲。主角常常在壓迫下,從普通人成長為理性與感性、個人自由與集體責任達成和諧統一的自由與道德的化身。
“Live with your century, but do not be its creature.”
「你要與你的時代共同生長,但不要成為它的產物。」 《審美教育書簡》
2. 哲學與美學宣言
他認為唯有「審美」才能彌合人性的分裂。當人在進行審美活動(藝術創作與欣賞)時,人就進入了「游戲」狀態,達到了「感性與理性的和諧」,實現了真正的自由。簡單來說,以「游戲沖動」來調和「感性沖動」和「形式沖動」(追求理性秩序)。
席勒的理念可以概括為:在一個外在世界或許永遠不自由、不完美的現實中,人可以通過內在的審美修養,達到一種精神的、道德的自由,即「內在自由」。
自由先於存在:對席勒而言,自由不是一個政治狀態,而首先是一種內在的精神狀態和道德選擇,即使身處牢籠,人也可以在精神上選擇崇高和自由。他的悲劇英雄往往在失敗中彰顯了這種道德的勝利。
面對無法剋服的苦難(如疾病、死亡),他深刻體會到人作為「感性存在」的脆弱與受限。身體的需求(飢餓、病痛)和物質的匱乏,時刻將人拉入沉重的現實,阻礙其追求更高的精神理想,席勒主張通過「崇高」來超越,認識到自身渺小的同時,也體會到自身精神的偉大,因為即便無法戰勝命運,也能在道德上選擇不屈服。
四、席勒的成長
早期他在軍事學院的經歷讓對自由有著最直接的渴望。然而,終其一生,他都無法真正擺脫外在的束縛(債務、雇主的要求、疾病)。這種現實的無力感迫使他進行了一次關鍵的思想轉向:既然外在自由難以企及。
他只能從思想和家庭找到解答。他認為「內在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體現在內在的道德狀態和精神選擇,即使身處牢獄,人也可以保持精神上的自由與崇高,一個英雄即使在肉體上被毀滅,只要在道德上未屈服,他就贏得了精神的勝利。
席勒經歷過軍事諦訓練,也經歷過法國大革命和戰爭的恐怖,對暴力革命深感恐懼,他意識到,要改變政治制度,必先改變人本身;而要改變人,必須通過審美教育,通過思想和藝術。 他的美學理論,是其個人在現實中無力感的巨大補償,也是一種極具深意的、以柔克剛的社會改造藍圖。
席勒生命的最後幾年,身體狀況極差,時常被劇痛折磨,醫生已對此無能為力。然而,也是在這段時間,他進入了瘋狂的創作期,完成了《威廉·退爾》等最重要的劇作,他以精神對抗肉體,在身體即將崩潰之際,他的創造力卻達到了巔峰,生活中的困頓,轉化為筆下的藝術世界。即在最後一刻,他仍然在工作,突然陷入昏迷並逝去,他從沒有向病痛和死亡被動地屈服。
壓迫、貧困、弱勢甚至死亡能造就了他的自由。
“Dare to err and to dream.”
「要敢於往迷誤和夢想!」 《席勒詩選》
家庭與自由
席勒的妻子是夏洛特·馮·倫格菲爾德(Charlotte von Lengefeld),來自一個沒落的貴族家庭,他們於1790年結婚,是一種更為平靜、穩定和相互支持的關系。夏洛特出身一個小貴族家庭,性情溫柔,為席勒提供了一個非常需要的情感避風港。她不僅是他的妻子,更是他的助手、抄寫員和照料者。
從一方面來說,家庭和身體困住了他,他必須直面最殘酷的現實壓力,他的生活拮據,稿費和劇院演出的收入極不穩定,他一生都在為支付房租、購買食物和償還債務而奔波焦慮,為此在創作方面帶來了額外的精神壓力。
另一面,他在病痛的折磨和經濟的重壓下,依然不放棄寫作,不放棄對家人的責任,這本身就是一種平凡而偉大的「內在自由」的體現——即不向絕望低頭,在限制中依然履行自己的使命。兩夫婦育有二子二女,席勒熱愛家庭,深愛孩子,盡管工作繁忙且備受病痛折磨,他仍然非常關心子女的教育和成長,常常相伴遊玩,他的信件中常常提及孩子們,充滿了父親的關愛和憂慮,席勒的家,充滿了溫情、玩笑和智力上的互動,他會為孩子們創作童話,和他們一起游戲,他與妻子的通信中充滿了昵稱和輕松的表達。「崇高」是人在面對無法抗拒的巨大力量,在精神上展現出的不屈與道德,席勒在家庭生活體現出了「崇高」。
歌德式的圓滿人生是不斷向外突破自我限制的人生,透過重新定義自我而得到自由,而席勒式的人生是向內尋求自在,在黑暗與艱難中找到溫暖和平靜。
對於歌德來說,家是旅行的基地;對於席勒來說,家是旅行的本身,是向內尋索自我的起點。
“Love is only to be won by love.”
「愛只能用愛來回報。」 《強盜》
鏡心觀緣
席勒的作品中充滿了抑鬱,情緒波動和對死亡、病痛和身體腐朽的描繪,這一點和現代文明所帶來的精神面貌高度重合,他的生活方式是否一個有效的解答?
他所描述的解放感、自由感和隨之而來的平靜感是建基於對命運困頓的不屈,他稱為之「遊戲」,在不由自主當中感到了精神上的「自由」。席勒是從有限中找出無限,歌德是突破有限找到無限,一個向內,一個向外,但無論是歌德積極擴張式或席勒內斂安穩式的自由,本質仍然不算是自由,他們得到的其實是「自由」的感覺和概念。
他們並沒有解決任何問題,即使奉行他們的方法,人仍然被制約而不得自在,例如席勒終生被病體所拘禁,他們的哲學沒有發現痛苦的根源,自然也找不到解決的方法。
從佛法的角度來審視,席勒內向式的價值追求實際上屬於沉沒者,「自由」、「本色」、「遊戲」等言說只是常見,有掩飾的作用,這種生活方式容易表現出逃避、退縮、怠惰,追求欲樂,起源是渴愛,衍生出邪見、有見,當內在價值和外在世界分歧越來城大後,無明只能持續加深,以冷漠回應,或繼續以各種言說來掩飾自己的懶散和冷漠,比如說人的自由是無條件的,在遊戲當中即可以體會。
只因存在的緣起基礎並沒有變,所以他們自由的感覺只是暫時的,並不合符中道的不掙扎、不沉沒,並不能真正帶來長久的快樂,例如,假如家人出了什麼問題,很容易就能動搖席勒的幸福感,近代西方社會精神病患問題越來越嚴重,也反映了他們的方法似乎不再奏效,七十年代起各種嚴重的社會和毒品問題,以及社會撕裂變得越來越嚴重。
要得到真正的自由,唯一的出路是看穿整個緣起基礎,明白人的感覺、際遇、幸與不幸是怎樣來的,又是怎樣消除的,慢慢走出人生的迷惘,不再被困於囚牢。
以此教法,與大家隨喜,願大家早日成就各種善法,體證涅槃!







